成功创业故事4—手工艺品进口商

第4章 手工艺品进口商

    琳迪•梅尔泽曾是一名高中教师，忙碌的工作使她厌倦了教学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印度的一次旅行把她的事业引上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。最初，她只是一个很小的礼品进口商，然而十年以后，她的企业斯达特斯投资公司的流动资金已达100多万元。在她的案例中，成功靠的是不断寻找新的商品，并且判断哪种商品可能会畅销。此外还需要具有一种能力，安然地度过订单减少时的萧条期。

 
试图和琳迪聊聊她的企业是很难的，她可不是一个容易就范的人。

    “到时来我们乡下的家吧！”琳迪建议说，“我们可以在花园里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谈。”琳迪和丈夫有一处60公顷的地产，位于雅拉山谷，离墨尔本有一个小时的路程。在370平方米的房子里满是印度手工制品和纺织品，四面墙上挂满了印度街景的照片—摄影是琳迪的爱好之一。

    然而，她所谓的安静的花园一角是不存在的。我们坐在一条进口的木雕长凳上，四只狗趴在我们的脚下。那只奇娃娃狗蜷在琳迪的大腿上，不停地狂吠。她丈夫开的拖拉机轰隆隆地在一边作响。到处都是人。那天琳迪的四个孩子请来了一堆朋友，他们弹着吉他四周乱转，还总是要吃东西。

    琳迪•梅尔泽就置身于这团纷扰的中心，应付这些事，她轻而易举。她具有平静、自信、自我控制力等令人羡慕的素质，她的进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，当然也有其他因素，比如她的商业头脑。她明白如何同印度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做生意。她认为印度及其人民、文化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她和她的生活。?背景琳迪说：“以前我并未考虑过做生意，我是被逐渐卷进去的。”在一个假期，她去印度旅游，带回来一条念珠项链。那是在克什米尔的一条船上，一名男子总是跟着她，为了摆脱他，她才买了那条链子。那条项链在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于是她想试着找到供应商，看能否进口一些项链。这是在1986年，印度的首饰还没有在西方流行起来。

    她收集了一些商务名片，那是她从克什米尔的首府斯里尼加的商店里得到的，于是她跟这些人取得了联系。“同时，我决定也进口一些纸制品，比如小盒子、蜡台、碗等，都很美丽，是非常典型的克什米尔手工艺品，克什米尔因此闻名。”

    琳迪同制造这些产品的厂家联系，有两家给了回音。她接受了报价最低的那一家。然后厂家提供了价值300元的克什米尔纸盒和100条项链。琳迪把这些东西拿到学校宿舍里去卖，同时也送了一些样品到几家商店里。项链和纸盒很快销售一空。

    进口任何商品都需要海关代理商的服务。有人给琳迪推荐了一家可靠而收费合理的代理商。海关代理商处理所有的手续、文件证明，确定应交多少关锐，并负责送货上门。琳迪所进口商品的关税在5%~11%之间，诸如床罩、壁挂等，都是关税最高的商品。“纺织品的关税较高，是为了保护本地市常”接下来的18个月，她继续进口纸制品，用的是同一个供应商。她发现了一个新的销售渠道，墨尔本周围有许多大医院，她在医院的门厅里设摊位，结果大部分商品都卖出去了。

    她的企业最初注入的资金是2

     000元，那是第一次进口时的费用。琳迪继续教学，把所有的初始利润打进独立的账册，用它们购买更多的商品。那时她仍将此看做是一种嗜好，而不是一项生意。

    不过，她决定到印度去寻找更多的商品，并约好纸制品供应商在德里的酒店会面。这是在1989年。

    她以前从没有单独到别的地方去旅行过，所以就带上了12岁的女儿埃莉结伴前往，或者按她的话，那是一个“小保镖”。对于独自去印度这件事，不管她是否带上女儿，她的丈夫并不很乐意，但是也未加阻拦。事实上，他的支持使琳迪的事业成为可能。

    琳迪继续讲述她的经历。“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德里，气温高达45℃，这是我第一次到德里，我们在一家古老的殖民地式酒店过夜。外面的高温难以忍受，所幸酒店里的空调不错。第二天我们出去，走上德里熙熙攘攘的街道。一个乞丐向我们凑过来，埃莉睁着她的大眼睛注视着我说：‘妈妈，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了？带我回酒店吧！’她的眼里含着泪水。当时我想，我究竟做了些什么！”

    “我在酒店的门厅里见到了我的供应商。我不知道他的模样，但我告诉过他我是深色卷发，他告诉我他戴一副眼镜，我们都发现了对方。我们一起去看了他能供应的各式各样的商品，我向他订购了一些。我感觉这次旅行取得了很大进展。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，我继续进货，有几种商品根本就没有存货，非常紧俏。”?贸易博览会几年后，一位朋友建议琳迪在贸易博览会上订一个展位。参加贸易博览会是很花钱的，为此，她找了一位经营念珠商店的妇女与她共租一个展位，这样就降低了参展的总体花销。

    而现在，澳大利亚每年的五个礼品交易会琳迪全部参加。她有自己的大展位，用来展示商品。以墨尔本为基地，所有商品都有标签、定价，用卡车发往各个展会的会常“然后，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卸下来，支起展台，把商品安排到搁板上。一般我会请几个年轻人来帮我。”

    贸易博览会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推出新商品的好机会。“我们的买主遍及澳大利亚。现在我们已经为人所知了。为了留住顾客，并获取新顾客，我必须持续不断地进口新货。顾客一经订货，每隔六个月，我们就会给他们发出新的商品目录。这样就给了他们一个再次订货的机会。”

    关于她的第一次参展，琳迪说：“我几乎没什么可卖的，只有一点首饰盒和一些首饰。但是只要有顾客来与我交谈，我就记下他们的姓名。总而言之，有些人对我的货颇感兴趣。”

    在第一次贸易博览会上，她同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印度进口商的接触是卓有成效的。他在她们展位前站下，与她攀谈起来，给了她一些印度供应商的名字。这些名字中，有一家在德里的后来成了琳迪的头号大供应商。“至今我仍然与这一家做生意。”

    在这次交易会上，有一家礼品店的业主与她接洽，给她看了一只黑色的丝绒首饰盒，问她在印度能否给他找到同样的东西。琳迪把这件事记在心上，下一次到印度的时候，在一个布满灰尘的橱窗里发现了相似的首饰盒。她走进店里问从哪儿可以找到这种首饰盒的供应商。接下来她坐上了一辆人力车，被拉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。她走进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五个人，他们一句英语也不会讲。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在做什么？我在这儿做什么？”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，天色越来越晚，她承认自己有点紧张。然后进来一个会讲英语的人，他向她保证，他可以为她制作同样的丝绒首饰盒。“从那时起，我一直和他打交道。”?与印度的贸易琳迪很快认识到，西方人要想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取得贸易上的成功，相互间对彼此文化、宗教、习俗和传统的理解是很重要的。就琳迪的观点看，跟印度人做生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她举了一些例子。

    “如果你要定一个具体的送货日期、时间，印度人总会说‘行’，他们能办到。但事实上对他们而言按时交货是非常困难的。”困难源自于这些商品都是手工制作的，而且常常是由穆斯林工人制作的。他们有许多宗教仪式，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都得停下来，他们就休假了。毫不夸张地讲，他们是放下工具，停止工作，什么也不干了。“还有别的情况，”琳迪解释说，“有时候一位长者去世了，工人们回到各自的村子里，往往就不再回来了。”

    所以有许多问题难以预料，从这一方面讲，那些出口商就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。

    另一个例子是，当一种手工艺品在一个家庭团体或村民团体中做成以后，他们的代言人会拿着样品去给出口商看，出口商又会拿给买主看。如果买主喜欢某种特殊的商品，他们就会下订单。村里或家庭的代言人就会把订单拿回去。这意味着许多人被卷进了这个链条，而环节越多，不确定性也越多。

1992年，琳迪参加了德里的首届贸易博览会。“把所有的出口商汇集到同一个屋檐下，这种想法实在令人激动，这使我接触到更多的供应商。”